为什么中国一下暴雨就积水?不是因为没下水道，而是排水体系不同
每逢汛期，粤语老歌《落雨大水浸街》总会被人重新翻唱起来。 当年那场席卷粤北的特大洪灾，相信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。清远、韶关一带被浸得连回家的路都认不出来，硬顶住整个广东晴空万里的，是各地救援力量与无数普通人。 当时也有不少居民被大水足足围困了整整一个礼拜，几乎断水断粮，只能日日站在楼上，看着楼下的小汽车被水推着漂来漂去，甚至整部车飘起来横挡在街心。 所以有句提醒是真心话：在广东这样的地方开车，涉水险是真的要买，钱包破点财，也好过整部车报废。 其实不只是广东，全国许多城市一遇大雨就容易内涝，这与中国城市排水系统起步时的先天不足有关。 严格来说，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"下水道"，只有"排水管道"。 所谓下水道，指的是地下廊道式排水，通常修建在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，空间非常宽敞，例如巴黎、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，走进去就像一座地下宫殿。 廊道高度可以达到五米，宽度约三米，中间负责流水，两边还留出高台供人员通行，欧洲以及日本东京采用的正是这种模式。而中国普遍采用的是地下管网式排水系统，一般只是在较浅的地下埋设一米左右的排水管道，和真正意义上的下水道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 国内真正称得上"下水道"的，只有青岛由德国人修建的那一部分——最高处有二点五米、宽三米，还分成上下两层。 这套系统清末时曾修过约八十公里，但由于维护成本过高，如今仍在使用的只剩下二点六六公里。 这段历史其实已经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：廊道式排水固然壮观，但真要长期养护下来，代价远比想象中沉重。 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初会选择这种"细管子"式的排水方式？这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 当时国家组织了一批重点城市开展技术进修，北京、武汉、广州、沈阳、天津等地在苏联专家的手把手指导下，搞起了第一批现代化排水工程。 向外学习本来是好事，问题在于当时几乎是照搬照抄，连管径都没有做本土化调整。这种排水管道本身设计就比较保守，管径偏细，稍微大一点的雨水就流不过来。 在苏联本土并不会有太大问题，毕竟苏联大部分地区地处高寒地带，降水量不多，一直相安无事。但中国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：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年降水量基本都在八百毫米以上，广州更是高达一千六百毫米。 再加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的双重加持，内涝几乎是必然的，也难怪华南师范大学一到暴雨天就被戏称为"五山大鱼塘"。 同样一套图纸，在莫斯科能用一辈子，搬到广州就明显"水土不服"。 当年铺设管网时还引入了一个新理念，叫作"雨污分流"，意思是把雨水管和污水管分开铺设，各行其道。想法本身很好，但在落实层面存在偏差：普遍重污水而轻雨水。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家门口周围的沙井盖，十个里有六七个都是污水井，雨水井相对少得多，甚至很多城市的雨水管和污水管是共用的。管径本身就细，再加上雨污合流，排水能力自然大打折扣。 不过，管网式排水本身并非一无是处，只要在设计和调度上做得合理，也可以运转得不错。 城市地下铺设的这些排水管道有粗有细，小的直径只有三十厘米，大的可以达到一到三米，像人体血管一样分布在城市地下，把雨水一点点汇集再输送出去。 以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水平，加上地形复杂，采用这种方案确实是经济实惠、无奈中的选择。原本以为日后可以逐步改造，结果几十年过去，管线上方已经建满高楼大厦，改造起来难度极大。 有人会问：中国古代不是有很多先进的排水系统吗？为什么不借鉴一下？答案很简单——不合时宜，不适应现代城市化进程。 要知道，古代城市防洪体系里，湖泊、河涌、水塘组成的蓄水系统起着关键作用。所谓"蓄洪滞洪"，当城市水量过大排不出去时，就要靠这些天然水体的蓄水能力来消化。 但随着城市不断填湖造地，许多原本承担蓄洪功能的湖泊、水塘、河涌被填埋殆尽，城市里的蓄洪系统几乎被彻底废掉。 就拿赣州城来说，原本城中的八口水塘早已变成高楼大厦，曾经的护城河也被填平，仅剩下一条人工渠在硬撑。这座曾经号称"九百年不浸"的城市，还能撑多久，其实很难说。城市里的湖泊与河涌对防治内涝的影响非常大，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城市要修建人工湖。 它们除了美化环境、缓解热岛效应之外，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蓄水，增强城市抵抗内涝的能力。城市化对内涝的另一个直接影响，是地面的大规模硬化。 自然界的雨水循环有一个重要环节：雨水落到地面后，先由泥土吸收，再向下渗透补给地下水。只有当土壤渗透不下、或者降水强度超过下渗速度时，才会形成地表积水，然后通过水渠和排水设施排走。 而在城市化过程中，大量地面被水泥、沥青覆盖，好处是道路平整、观感整洁，下雨天出门不至于满脚是泥，符合大城市应有的样貌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：这些材质的地面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地表，能下渗的地方只剩下人行道和绿化带那么一点。 更何况，为了避免路基沉降影响路面，路面下的泥土还会被压得非常紧实，地表水几乎没有下渗的通道，最终只能依靠城市排水系统硬扛。北方城市降水量较少，情况还
